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版，第155页。

然而，由于所有使用隐私概念的法律都没有给该概念下一个定义，也没有界定或者描述这种权利的范围，因此，多年来，其实体权利的边界不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实际上一直处于某种模糊状态，一直到司法实践中逐步明确侵犯隐私权案件的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披露以后是否会导致权利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只有科学认识这两部法律的关系，才能使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设计相应有针对性的制度，而不是被传统民事法律制度所束缚。

个人信息保护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全新挑战，个人信息控制权是需要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一项新型公法权利。很难设想实践中有收集与处理分离，只收集不处理，或者只处理不收集的活动。这样做导致的结果要么是规定虚化，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虽然都对个人信息保护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回避了这种保护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未回答个人是否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享有控制权利。问题在于，《网络安全法》的义务主体是网络运营者（相当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控制者），是特定义务主体，而该条的义务主体并不明确，按照通常理解应该是总则规定的一般义务主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对此，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均认为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分歧在于究竟是属于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然而，鉴于两部法律目前处于不同的立法进度，尤其是民法典出台已经箭在弦上，这种解决方案的现实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大。{17}（P.194）布拉德肖在审判席上对查理一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

二是宪法（constitution）由一个含义并不固定的语词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法律术语，它的涵义生成于对一个基本法典所承载的意义的表达。实际上，共和政体或混合式的贵族政体就在两类法制中各取它的一部分—在寡头政体中选择了以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则不采行财产资格的限制。最值得一提的是，1681年，威廉·佩恩（Penn, William, 1644—1718）在英王查理二世允许下，在美国获得一部分殖民地，并以其父的名字命名为宾夕法尼亚。按照现代西方学者的说法，这些被称为宪法或根本法的内容，几乎与现代立法机关受成文宪法条款的约束大致相同。

它最终生成的标志：一是constitution一词的用法开始由它的复数形式变为单数形式，它的所指固定在一个独特的政府法典上，与其他法律渊源区分开来。例如，1648年12月，负责商议审判国王的委员会草拟的对查理一世的控诉书中，明确指出国王违反了国家的基本法：查理·斯图亚特违背国民的信任与托付，召集军队发动讨伐议会的战争，未带来全民福利，反而带来流血和苦难。

一、现代宪法概念的古代渊源 在探索宪法概念的渊源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作为词语和作为概念的宪法（constitution）作出适当的分辨。但与法国相比，英国的基本法或根本法观念要复杂得多。他的界定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在宪法与政府关系层面是界定了宪法，即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26}[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5}（P.21）这一论断，多少让人生疑，它以近代以来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力分享性体制作为认定的标准，看似合理，但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与混合政体或共和政体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正如波考克所言，这种观念根植于普通法的传统，它的形成得力于两个方面结合，即人们在政治或法律领域寻找先例的努力导致了一整套他们所主张的权利和特权的确立，与诸如英格兰法律统治等普遍而强烈性信念相结合，共同导致了17世纪最重要，也是最模糊的概念：根本法。从这些根本法的内容来看，无疑都是一些限制王权的规则或原则，并从某些限制性的事项中体现出它的权利保障性功能。

在英国，并没有固定被称为宪法（constitution）的政治文件或习惯规则。这种称谓，在教会势力覆盖整个王国的背景下，在不仅教会之外无拯救是真话，而且教会之外无法律也接近真理之时，{11}（P.83）无疑是国王争取世俗王权独立空间的一种表达，从而赋予这种划分教会与国家界线的法律的根本性。

{2}（P.511-513）因此，一般来说，词语是形式性的，而概念是意义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固定的词义。{15}[美]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政府论》，林昌恒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西塞罗认为，在王政、贵族和平民三种基本的政体形式中，虽然以王政制为最优越，但可能有一种政体比王政制更优越，它乃是由三种良好的国家政体平衡、适度地混合而成的。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拥有最高的治权，他的谕令（constitutiones）就是这一最高治权的表现。在这些思想家中，约翰·哈林顿区分了政府的institution与constitution[21]，在institution的意义上设计出共和国建立时配置并分配材料的规则。{28}（P.6） 五、结语：现代宪法概念生成之后 成文宪法的原初概念是18世纪末期美国和法国宪法奠定的，19世纪的宪法基本上保持了原初概念所具有的特质，即通过政治权力的分享来限制绝对权力。{9}（ P.48）因此，也有学者进而认为，西塞罗对混合政体的表述，第一次在公认的现代意义上使用了宪法（一词）。国王的立法权受自然法、上帝法及国家根本组织法（les lois constitutives fondamentales de létat）所限制。

{16}（P.37）其实，我们从双方的言辞中是可以辨识其基本法到底指称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些丰富的意涵，我们可以从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一案控辩双方的言辞中窥见一斑。

例如，17世纪初国会对詹姆斯一世的强制征税是否正当的辩论时[18]，1610年下议院议员威廉·黑克威尔（William Hakwill）就把宪法与政体并列使用。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

{2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因为在日益扩张的王权面前，英国人意识到，宪法（constitution）或根本法的意涵如果只是诉诸它的古老性，它可能只对历史或习惯形成的权利具有保障性，而社会新生事物或理性原则—如政府的结构和准则—可能因找不到古老的根据而丧失其存在理由，以及在当时社会的根本性地位。

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首先把英国的宪制及其实践的经验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用一个法典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各州制定的宪法。但自1791年开始法国多部宪法典产生之后，一些宪法被赋予了更多理想的成分，致使18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宪法出现经验型和理想型的分野。constitutio一词在沉寂数个世纪之后，最初在教会的话语体系中复活。{12}（P.213）按照当代历史学家的说法，这种根本法的观念是典型中世纪式的，即法是古老的、内在的、非人造的东西，能抵御人的意志的入侵，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由意志制造的。

如果一种政体要将自由、和平与智慧结合，那就必定要同时具有这两类母制的成分。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

于是，在英国的根本法或宪法观念中就衍生出诸如限制王权、权利保障和政府组织规则等多重内涵，从而促成现代宪法概念的生成。在君主专制主义兴起的时代，用宪法（constitution）命名的一些根本法或政治准则，其权威性或根本性诉求尽管仍是这些准则的古老性，但是它已经明确指出这些根本法对统治权的约束性功能。

法律未在高等法院登记以前不发生效力。于是，politeia一词所表达的意义被认为是最为古老的一个宪法概念。

[24]例如1776年10月21日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举行的市镇会议的决议中写道：我们认为，宪法应当建立一系列原则，以保障国民拥有和享有其权利和特权不受任何统治者的侵害。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前，一方面从宪法文本来看，虽然宪法实体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人们所认定的宪法基本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的宪法实体之中，从而成为人们对宪法的认知的基础。在印刷稿中除了宣称国王不能被弹劾、自身就是法律的渊源、国王不会犯错的主张外，还辩解说：我拿起武器只是为了捍卫这个王国的基本法、防范那些认为我的权力彻底颠覆了古老政权的不法之徒。

[1]而本文则选择了宪法概念史把握的另一种维度，即现代宪法的概念生长的维度，即揭示现代宪法概念是如何在诸多前概念的基础上的意涵生长。{8}（P.119）[8]constitutio之所以具有公平性，是因为这种政体将君主、贵族和平民都纳入政治共同体中。

{15}（P.188）但该词的含义异常模糊，但从其特许状的内容来看，宪法（constitution）一词是指英格兰古老的政治法律原则和惯例，它包含了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习惯性权利。[13]按照乌尔比安的说法，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君主认为好的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因为民众根据所通过的一部关于君主治权的君王法，把自己的全部治权和支配权授予给了他，并委托在他身上。

从它的所指来看是断裂了，但它的部分意涵（如权威性或根本性）并未丧失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生成数字人格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攫取高额利润的新工具。